提到云南茶叶，人们想到的是普洱茶。提起普洱茶，人们想到的则是“六大茶山”。这是因为六大茶山是孕育普洱茶的最初襁褓，并且在此后源源不断提供最为优质的茶叶，帮助普洱茶以特殊的秉赋奠定了“名重于天下”的地位。其实，六大茶山与普洱茶那种难以分割的血肉关系，清人阮福的《普洱茶记》中就有记载。

    《普洱茶记》

    普洱茶名遍天下。味最酽，京师尤重之。福来滇，稽之《云南通志》，亦未得其详，但云产攸乐、革登、倚邦、莽枝、蛮砖、曼撒六茶山，而倚邦、蛮砖者味最胜。福考普洱府古为西南夷极边地，历代未经内附。檀萃《滇海虞衡志》云：尝疑普洱茶不知显自何时。宋范成大言，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以茶易西蕃之马，是谓滇南无茶也。李石《续博物志》称：茶出银生诸山，采无时，杂椒姜烹而饮之。普洱古属银生府，西蕃之用普茶，已自唐时，宋人不知，尤于桂林以茶易马，宜滇马之不出也。李石亦南宋人。本朝顺治十六年平云南，那酋归附，旋判伏诛，遍历元江通判。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，纳地设普洱府，并设分防。思茅同知驻思茅，思茅离府治一百二十里。

所谓普洱茶者，非普洱府界内所产，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。厅素有茶山六处，曰倚邦、曰架布、曰、曰蛮砖、曰革登、曰易武，与《通志》所载之名互异。福又捡贡茶案册，知每年进贡之茶，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，动支银一千两，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，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。其茶在思茅。本地收取新茶时，须以三四斤鲜茶，方能折成一斤干茶。每年备贡者，五斤重团茶、三斤重团茶、一斤重团茶、四两重团茶、一两五钱重团茶，又瓶装芽茶、蕊茶、匣盛茶膏，共八色，思茅同知领银承办。

    《思茅志稿》云：其治革登山有茶王树，较众茶树高大，土人当采茶时，先具酒醴礼祭于此；又云茶产六山，气味随土性而异，生于赤土或土中杂石者最佳，消食散寒解毒。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，谓之毛尖，以作贡，贡后方许民间贩卖。采而蒸之，揉为团饼。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，名芽茶；采于三四月者，名小满茶；采于六七月者，名谷花茶；大而圆者，名紧团茶；小而圆者，名女儿茶，女儿茶为妇女所采，于雨前得之，即四两重团茶也；其入商贩之手，而外细内粗者，名改造茶；将揉时预择其内之劲黄而不卷者，名金玉天；其固结而不改者，名疙瘩茶。味极厚难得，种茶之家，芟锄备至，旁生草木，则味劣难售，或与他物同器，则染其气而不堪饮矣。

    阮福的《普洱茶记》，数百字的短文，四次提及“六大茶山”。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，《普洱茶记》中，六大茶山的地名在不同的史志中，是不一样的。清代学者赵学敏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以及《滇海虞衡志》和《云南通志》中的六大茶山是一致的，分别为攸乐、革登、倚邦、莽枝、蛮砖、曼撒，这也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比较流行的说法；而在思茅厅采访笔录中，六大茶山成了倚邦、架布、、蛮砖、革登、易武；1962年出现在《云南日报》上的六大茶山，却是易武、景迈、勐海、南糯、布朗及攸乐。《普洱府形势》中说六大茶山中的攸乐、莽枝、革登、蛮砖、倚邦等五山归倚邦土司管辖，曼撒茶山归易武土司管辖；而《思茅厅界图》认为古“六大茶山全在澜沧江东岸”。

    如果说正宗的普洱茶产于六大茶山，已成为普洱茶人的一种常识，那为什么六大茶山的地名，这本容易确定下来的东西，却在不同的历史典籍中互有出入呢？究竟是因为斗转星移，淹没了历史的真相，还是世事的变迁，模糊了人们的认识？

    多少年来，对六大茶山的确切地址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，人们的纷争为“六大茶山”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也让六大茶山的确切地名，在普洱茶的发展史上，一度成为一宗谜案。

    也许有几个原因影响了人们对六大茶山确切的判断。一个原因是我们今天的六大茶山名，是当地世居民族对六大茶山称谓的音译，比如说攸乐，在一些典籍中，就被称之为基诺；蛮砖在一些书中，则成为了蛮端；而曼撒在《云南通志》中却为曼洒，这就让六大茶山虽然都有明确的指向，然而却因它不停变换外套，从而给人们的判断带来了困难；一个原因是当年的茶商在采购或贩运茶叶时，为了获利的需要，都把自己的茶叶说成是出自名山的名茶，时间一长，不免混淆视听；另外的原因是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同一个地方，地名的称谓也许会随着自身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，就像思茅厅采访笔录中提到的一大茶山“架布”，只是倚邦乡的一个小村子。1957年，当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蒋铨所长对六大茶山实地考察时，架布所产之茶竟然只有400公斤，而相临的产量更少，再由于架布和，都归在倚邦乡，因此把它们说成是倚邦茶山也没有什么错。

    对于古“六大茶山”究竟为哪六处，历来说法不一，甚至还有人用史志和传说来加以证明。有人说，三国时期，蜀汉丞相诸葛亮走遍了六大茶山，留下很多遗器作纪念，六大茶山因此而得名。清朝道光年间编撰的《普洱府志·古迹》中就这样记载：“六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，旧传武侯遍历六山，留铜锣于悠乐，置铜(莽)于莽枝，埋铁砖于蛮砖，遗木梆于倚邦，埋马蹬于革登，置撒袋于曼撒，因以名其山。又莽枝有茶树王，较五山茶树独大，相传为武侯遗种，今夷民犹祀之。”在六大茶山，的确有世居民族祭祀茶树王的习俗，但仔细研读历史典籍，又会发现祭祀茶树王的习俗，阮福的《普洱茶记》中也有记载，只是茶树王的所在地是革登山而非莽枝山。

    1957年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府组织专业茶叶普查工作队，对六大茶山进行了认真的实地普查，他们历时一个月，行程一千多里，走遍了六大茶山的山峦沟箐和山村寨落，访问了茶庄主、茶商、当地老人，查看了许多碑石、纪录，他们认为，历史资料及口头传说中的莽枝茶山即是莽芝，位于倚邦区第四乡，又名勐芝大寨，与三乡革登只距15里，而且周围地区不大，茶园面积也不多，应属革登茶山范围。而《普洱茶记》中所说的架布、位于蛮砖、倚邦之间的架布河旁和河旁，均在倚邦乡第一乡内，范围比勐芝还要小，因此这两茶山应该包括在倚邦茶山之内。而易武、攸乐、曼撒三地区范围广，茶产量大，因此被列为大茶山也在情理之中。根据他们的普查报告中谈到的茶山范围、茶园面积、茶叶产量，普洱六大茶山依次应为易武、倚邦、攸乐、曼撒、蛮砖和革登。

    尽管在岁月的长河中，“六大茶山”的地理名称曾一度发生过变化，史籍的记载也不尽相同，但对广袤的大地来说，这种改变实在太过于微观。因为无论哪一种史志所说的“六大茶山”，都在今天的勐腊县及毗邻的景洪市。清光绪年间绘制的《思茅厅界图》所标注的古“六大茶山”，都在澜沧江沿岸。攸乐茶山现属景洪市，其余五大茶山均在勐腊县。其中，曼撒在今天的易武乡，革登、莽枝、蛮砖、倚邦在象明乡。这六大茶山，直线距离都不远，相近的环境、气候、物种，使它们都成为了云南大叶茶最优质的产地，因此，对于位于世界茶叶原产地中心地带的六大茶山来说，任何地名的变更，都“万变不离其宗”，而不可能改变茶叶优秀的本质。